一、 古代亚非文学的基本特征
古代东方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属于黎明期。当地球上其他大多数地方仍处于蒙昧原始状态之时,在北非、西亚、南亚和东亚这些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就已形成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伯来、古印度和古中国这五大文明古国,它们在文化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成为古代世界文学最早的发源地。
与西方古代文学导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传统、具有明晰性和统一性的特征相异,古代东方文学的范畴是一个包涵众多不同种族、民族、国家、语言、哲学和宗教等因素在内的多元聚合体。它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4000至前3000年古埃及文明肇始,一直延续到公元2至8世纪东方诸国先后进入封建社会这个时段,即东方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其辽阔的地域从北非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到南亚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以及东亚的黄河与长江流域;既有适应于灌溉耕作的农业文明,又有在地理环境恶劣、气候干旱条件下产生的游牧文明,这两种类型的文明相互传播、冲突与融合,逐渐催化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上古东方文学。譬如,古埃及文明就是由生活于南方沙漠地带的上埃及游牧民族与生活于北方肥沃地区的下埃及农耕民族共同创造的;古巴比伦文明则是对苏美尔人的农耕文化和阿卡德人的游牧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的结果;希伯来文明是在源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过游牧生活的希伯来人,与定居迦南的农耕民族两者相互碰撞融合的基础上生成的;从中亚移居恒河流域的雅利安人带来的游牧文化,及其与印度河流域土著民族达罗毗荼人固有的农业文明的有机融合,开创了丰富深厚的古代印度文明;而东亚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同化于中原及南方的农耕文明,一起共同整合塑造成为儒释道互补的中华传统文化。
在东方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神话乃是远古东方人对宇宙起源、万物生成发展以及主体自我认识的最初诠释,积淀了他们悠久深厚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始思维。而东方原始时代的神话往往又与宗教密不可分,神话成为相应的宗教教义的形象阐释者,宗教同样为神话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母题与原型。故此,最初的东方文学主要是由各种神话传说和相关的宗教文本构成。在古埃及,关于太阳神拉的创世神话和自然繁殖之神奥西里斯死而复生的神话内在深层地主宰着古埃及人的精神生活,体现了他们敬畏自然、繁衍生命的原始宗教意识。他们的宗教观把生命视为死亡之前经过一个预定阶段而将最终到达其终点的过程,故对死亡关注的热情远超过现世生活,死者的尸体被制成木乃伊放置于灵柩内而经久不朽,并随葬放入指导亡灵顺利通过冥国考验性质的诗,以祈求获致灵魂的永生,这些诗作汇集成庞大的宗教诗歌集《亡灵书》。古巴比伦宗教继承和发扬了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传统,与古埃及宗教一道,并称为世界上具有最古老文字典籍的宗教。古巴比伦神话渊源于苏美尔—阿卡德神话,其最重要的神话《埃努玛·埃立什》是世界文学史上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创世神话,为后世的创世神话如《旧约·创世记》和古代希腊赫西奥德的《神谱》提供了范本。古希伯来人的犹太教圣典《旧约》中关于天地起源、人类创造、伊甸乐园、洪水方舟的神话,早已成为人类象征性地阐释主体及其客体最富想象力的典范。印度最古老的《吠陀》诗集中的神话传说、颂神诗、祭仪诗与咒语等不仅是印度古往今来各教所尊崇的经典(如吠陀教和婆罗门教等),同时也是印度人最早的文学创作。由此可见,上述古代东方各国最初的文学作品,均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其中有些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宗教经典,那些虽非纯粹宗教文本的神话、颂诗和故事等无不与神灵崇拜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仍充溢着浓郁的宗教意味和宗教想象。而其中不少带文学性的作品之所以得以汇编成册保存下来,并且广泛流传开来,很大程度上乃是依靠宗教方面的搜集整理和编纂。
多区域多民族文化间的扩散、融合、冲突以及战争构成了东方各国早期的复杂历史。换句话说,上述这种文化传播和融合一般都是在血与火的兼并战争或者宗教冲突中进行的。在古代东方各民族从原始部落发展到城邦国家以及统一的大国的历程中,往往是外来游牧民族在武力上征服相对开化文明的土著农耕民族,同时,他们却在精神上被农耕民族更高的文明所征服同化。就在这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扩散冲突、交融互补的漫长时期中,歌颂英雄人物、体现文化冲突及历史变迁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与英雄史诗等得以产生并广为流传。如果说神话往往是东方先民通过自然现象而对自身与环境的关系进行的某种象征性阐释,那么故事与史诗作为神话的历史化或历史的神话化,则往往是东方初民通过世间现象而对社会关系进行的某种象征性阐释。例如《吉尔伽美什》表征了以吉尔伽美什为代表的城邦文明同以恩启都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上古东方人走出蒙昧迈向文明、从神的时代走向人的时代的形象表征和集体意愿。古希伯来文化与其多灾多难、颠沛流离的历史密切相关,饱受异族侵凌压迫的艰危遭际驱使他们创立信奉一神论的犹太教,祭司们将公元前13世纪至前2世纪形成的希伯来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宗教教规、先知训诫、国法政令等各种文献和民间口头作品进行加工整理,编成犹太教的经书总集《旧约》,这部庞大文献汇集同时也集中了古希伯来文学的精华和主要成就。印度文化因“浮动文化”传统的缘故,历史记录只能凭借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代际授受的浮动形态往后延续。由古代印度人集体创作因而具有民间作品性质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关于印度历史的神圣化的形象记录,《摩诃婆罗多》(书名可引申为“婆罗多族发生的大战”)习惯上被他们视为“历史传说”,古代印度的历史记录(包括神话传说)正是通过这种代际授受、口耳相传、长期编纂、浮动完善的形态而展现出来的。上述种种情况,自然导致古代东方文学呈现出民间集体口头创作的鲜明特征。在语言文字尚不成熟、书写材料工具尚不完善、个人主体意识尚不突出的古代东方,各种类型的颂诗歌谣、故事寓言、箴言谚语、神话传说与英雄史诗等,皆源于民众群体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能力,是在历代辗转流传的过程中经过许多人搜集加工整理,才最终编纂定稿成书的。譬如古埃及的神话、歌谣、故事,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希伯来的《旧约》,古印度的两大史诗以及吠陀文学、佛经文学和《本生经》、《五卷书》等主要得力于群体长期的创作搜集整理编纂之功,而绝非一个时段一个作者所完成的。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东方早期各文明古国之间在区域上仍处于相对封闭隔离或自成一体的状态,不过后期的交流及由此产生的历史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尤其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地带,已成为融合两河流域各文化,沟通埃及文化与印度文化以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重要桥梁。从《旧约》洪水方舟神话对《吉尔伽美什》关于洪水泛滥方舟救渡的故事原型的沿袭中,可以清晰看到古巴比伦和古希伯来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影响。而《旧约》成为基督教《圣经》的组成部分之后,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成为欧洲书面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司芬克斯、奥西里斯、伊西斯和赫鲁斯等埃及神话原型,则通过西亚地区以隐性方式超越东方范围被移植到古希腊罗马神话之中。印度佛教自汉代开始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古代东方文学对于中古、近代以来的东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巨大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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