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文臣在永乐时期的仕途发生过哪些挫折？

刘季篪——失出入狱，贬谪出朝，徘徊不行，再次入狱

刘季篪[chí]，名韶，字季篪，以字行世，余姚（今属浙江）人。

朱元璋洪武中，刘季篪考中进士，朝廷除授其为行人之职。

何谓“行人”？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置“行人”为行人司长官，秩正九品；“行人”之下，设有左行人、右行人，秩从九品。

很快，又改行人司长官“行人”为“司正”；改“左行人、右行人”为“左司副、右司副”；下设“行人”三百四十五名，其人多以孝廉充任，执掌捧节奉使之事，凡是颁行诏赦、册封宗室、抚谕诸蕃、征聘贤才、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传旨法司、遣戍囚徒等事，皆差其办理。

明初，在京各衙门不行外差；各衙门有事，则差遣行人办理。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定制，因孝廉奉使处事大多不能符合上意，遂改任进士为行人，员额三十七人，秩正八品，非奉皇帝诏旨，在京诸司不得擅自差遣，至此，行人之职开始变得重要、也为时人所重视。

当日，刘季篪以行人之职，出使朝鲜。

其间，朝鲜馈赠刘季篪以财物，他却而不受。

朱元璋听闻此事之后，钦赐刘季篪以衣服财物，并擢升他为陕西参政（明各布政使司置，秩从三品，位在布政使之下；分左参政、右参政，没有定员，随事进行增减；执掌分守各道，及派管粮储、屯田、驿传、水利、抚民等事。）。

当日，陕西民众有拖欠未缴的赋税，地方衙门以严刑进行督促。

刘季篪到达陕西之后，与其属下官员分别巡行各个郡县，将未纳税而被械系者全部释放，并宽限其缴纳赋税的时日。

民众感戴刘季篪的恩德，后全部想方设法完成了赋税的上缴。

其时，陕西并不出产碙砂（即硇砂[náo shā]，矿物名。），但是，朝廷每年都要对陕西进行碙砂课税。对此，刘季篪上书说明，朝廷罢除了陕西的碙砂税赋。

洪渠之水漫溢，为民所患，刘季篪主持修治堤堰，蓄存和泄放，成了当地永久的水利工程。

建文帝时，刘季篪为兵部右侍郎。

据明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五所载，建文四年，刘季篪转刑部左侍郎。

另据《明史·刘季篪传》，建文时，刘季篪被征召为刑部侍郎。在职期间，他断狱审案，常能出人所想，洗刷冤情。

朱允炆削藩，朱棣起事。

南京城破之后，刘季篪迎附朱棣。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刑部侍郎刘季篪参与纂修《永乐大典》。据《明史·刘季篪传》载，其时，朝廷任命姚广孝、解缙及刘季篪总理纂修大典之事。

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刘季篪失出（谓重罪轻判或应判刑而未判刑。），被定罪入狱。

后贬谪出朝，降为两淮盐运司副使。

刘季篪徘徊不定，还未出发就任，又被逮押入狱。

过了很久之后，刘季篪才得以获释。朝廷命令他以儒服就职，隶属翰林院编纂之列。

永乐十五年（1417年），刘季篪被授职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

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刘季篪逝于任上，享年六十。

关于刘季篪，可参见《明史》卷一百五十·列传第三十八《刘季篪传》；另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七·子部四十七（《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翰林院藏本）；明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五；明人程敏政《明文衡》（杨士奇《故工部营缮司主事刘君墓志铭》）等。

薛岩——免除死罪，贬谪广西，随军遭袭，以身赴难

薛岩（也作薛嵓），陕西阌乡人（按，当为陕州阌乡人，今属河南）。

史料记载，薛岩为人慷慨，志向远大，很有操守。

他有治理之才，口才辨给。

朱元璋洪武时期，薛岩累次升迁，官至大理寺少卿。

建文帝时，薛岩仍旧担任大理寺少卿之职，很得朱允炆的信任。

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农历辛巳年）闰三月，朝廷军队与燕藩兵士交战，屡次大败。对此，方孝孺献策，由朝廷拟定诏书，命令薛岩携旨，前往燕军阵营宣读，劝降朱棣；另外，还拟定了数千字的宣谕，并刊印千余张，交给薛岩，让他秘密散发给燕军将士，以劝勉燕军将士，使其归心朝廷。

薛岩领旨，来到燕军之中。

到达之后，薛岩将宣谕藏了起来，不敢分发燕藩将士。

见到朱棣之后，薛岩说是：

“只要殿下早上放下武器，拜谒孝陵（朱元璋陵寝）；皇上晚上就会下令撤去军队。”

朱棣怒斥薛岩，说是在欺骗自己。

朱棣身边的人准备杀掉薛岩，朱棣说是：

“他不过是天子的使者而已。”

于是，薛岩得释离去。

关于此事，明人姜清《姜氏秘史》卷四亦有记载，洪武间，累官大理少卿，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春，曾奉诏劝降朱棣，未果。

南京城破，薛岩为迎附朱棣的建文文臣之一。

朱棣登位之后，免除薛岩死罪，将他贬谪至广西。

当日，安南国王被黎季犛杀死，其孙陈天平自老挝前来归附明朝。黎季犛之子黎苍假意上请，乞求送还其君主。

广西总兵官、都督黄中带领兵士五千人送陈天平归国。

其间，黄中推举薛岩辅助同行。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三月，丙午，安南胡奃（一般写作上大下互，音[dī]）在芹站发动突袭，杀死陈天平。过程中，大理卿薛岩遇难，黄中等引兵而还。

又《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卷五载，薛岩自经死。

关于薛岩，散见《明史》；另《革除遗事》、《国朝献征录》、《七修类稿》均有薛岩小传。

（本篇结束）

《百家姓》的由来

《百家姓》是中国流传甚广的一部脍炙人口的奇书。相传为北宋初年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一位老儒生编写。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读来顺口，听来悦耳，易学易记。

《百家姓》实用性极强。中国古代农村以家庭式自然经济为主体，并且宗法观念极重，因此对姓氏十分重视，例如：中国农村族姓观念很浓厚，立家谱、族谱相当普遍，非常需要了解本族、本姓的谱系，也需要了解其他族姓的谱系。建立或查考族谱、家谱成为重要的维系族姓的社会活动内容，熟读《百家姓》就可以为此提供方便。

中国的姓氏传统，经历了几千年的绵延不断的演变过程。家喻户晓的《百家姓》，一直成为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并有深刻影响的启蒙读物，到今天已有整整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明代学者吕坤(公元1536-1618年)在其《社会要略》一书中就特别提到：“初入礼学(按：即村塾民校)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

而在文字记载中最早提到《百家姓》的，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公元1125-1210年)。他有《秋日郊居》一诗：“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诗下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但是，如此鼎鼎大名的《百家姓》是何人所作？何年成书？却从一开始就成为难解之谜。

跟陆游同一时代的学者王明清(生卒午不可考，主要活动时期在南宋孝宗至宁宗，即公元1163-1224年间)在《玉照新志·卷三》中就写道：“如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详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指后期吴越王钱弘俶的谥号，公元648年继位，公元978年降宋)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指初期吴越王钱镠的谥号，公元907-931年间在位)而下后妃。”这种推测之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此外，南宋学者陈振孙在一本著名的提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有《千姓编》一卷，为“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采真子记”，此书久已失传。这《千姓编》与《百家姓》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位“采真子”又是谁？至今茫然不可解。

明、清一些学者，在笔记中纷纷对《百家姓》进行讨论。如康熙初年(约公元1662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山东琅邪人王相，在《百家姓考略》中写道：“百家姓出《兔园集》，乃宋初钱唐老儒所作。时钱俶据浙，故首赵，次钱；孙乃俶妃；李谓南唐主也。次则国之大族，随口叶韵；甘漏实多，识者訾之。然传播至今，童蒙诵习，奉为典册。乃就其所载，粗为笺注；方诸古今《姓苑》、《氏族(略)》诸书，其犹射者之嚆矢也夫(注：嚆矢hāo shì，响箭，比喻开端或先行者)。”

文中所举《兔园集》，是指《兔园册》，亦作《兔园策》，或《兔园册府》。据王应麟《困学纪闻》云，乃系唐代李恽(蒋王)命僚佐杜嗣先仿效应试科目的策问制成。该书引用经史解释，收集古今事迹、典故，以对偶的文句分类编集，有48门、30卷。李恽是唐太宗之子，因取汉代梁孝王的兔园为名，称为《兔园策》。《兔园策》为学童启蒙读物。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说法却不一样，他认为是唐朝虞世南所著，10卷；五代时流行于村塾，作为蒙童课本。《新五代史·刘岳传》云：“《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今已不存。仅敦煌石窟有唐代贞观年间手抄本《兔园策府》残卷及杜嗣先序。看来，王相在《百家姓考略》中所说的《兔园集》并不一定是王应麟或晁公武所说的唐代书籍；而是借用其名，泛指韵文体裁的学童启蒙课本而言。然而也不能否认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百家姓》可溯源于唐五代时期的某部通俗读物。如前所述，《兔园册府》原本有48门、30卷或10卷。焉知其中无“姓氏’一门？但惜乎原本已佚，目前无从查考了。

清代梁章钜(公元1775-1849年)在《浪迹续谈》卷7《百家姓》条中写道：“《百家姓》之有，自宋前无疑。”

至今，学术界认为，《百家姓》很可能是宋代以前就有底本，而在北宋初年由吴越地区(杭州一带)某位无名氏儒生编辑加工成书的。一千多年以来，《百家姓》翻印了无数次，版本众多，又有各种《续百家姓》、《增广百家姓》等，当在不同时期经过多人之手删补修订。

明清两代，都曾由政府出面编撰、颁布了新的《明皇千家姓》、《御制百家姓》，企图取赵宋《百家姓》而代之，但结果都是徒劳的。明朝初年，由官方旨意，翰林院编修吴沈牵头，编成了《明皇千家姓》。它以当时的国姓“朱”字起首，以“朱奉天运”开头，共收入1968个姓氏，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进呈明太祖朱元璋。但此书在民间无法推广，至今连一个样本也没有留传下来。我们只能从《明文衡》中所载的吴沈《进<千家姓>表》一文中推知事情的大概经过。

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以清圣祖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本人的名义牵头，由臣僚学士们编成了《御制百家姓》，此书中不收满族和蒙占族八旗姓氏(清代《八旗满洲谱系》收录满洲姓氏共625个)，只收汉民姓氏，因而无法以皇族之姓(爱新觉罗)起首，便以孔夫子之姓起首，并加入尊孔崇儒的思想内容，实际上这是把当时原已流传的《百家姓》中408个单姓、30个复姓重新编排次序，并在每个姓后面标注郡望也就是宋《百家姓》的改编本。开始几句是：

“孔(鲁国)师(太原)阙(下邳)党(冯翊)、孟(平陆)席(安定)齐(汝南)梁(安定)，高(渤海)山(河南)詹(河南)仰(汝南)，邹(范阳)鲁(扶风)荣(上谷)昌(汝南)，冉(武陵)季(渤海)宗政(彭城)、游(广平)夏(会稽)文(雁门)章(河间)……”

可是，古本《百家姓》早已妇孺皆知，脍炙人口，面对它的强有力的民间影响，《御制百家姓》只能退避三舍了。

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公元1775-1840年)在《癸巳类稿》卷7《百家姓书后》条中分析说：“《南史·李僧孺传》云：‘刘湛为选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叙。’《旧唐书·高士廉传》云：‘作《氏族志》，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李义府传》言：‘士廉氏族勒为百卷。’宋沈括《笔谈》云：‘唐时氏族大率高下分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旌，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等。’按《尧典》百姓与黎民各称。郑康成云：‘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也。’故百人所谓百家，专以仕宦言之。”这一段分析是有道理的。宋《百家姓》之“百家”，是沿袭多年旧说，本义是指士族，即所谓“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中习见的姓氏，并不包括天下所有的姓氏，即不包括稀姓、生僻姓。如前所述，明代初年根据当时的全国户口簿册编撰的《明皇千家姓》收入l968个姓氏。但在宋、元、明、清的十族中间，《百家姓》所收录的504姓已大致够用了。